重症患者在病中寫下了一本書，聽起來是個很催淚勵志的題材，但我自己本身卻對這一類的作品總是有那麼一些冷感，畢竟就我自己而言，生命並沒有貧乏、空虛或是沉淪到需要其他人的故事來填補人生目標的空缺。但是《潛水鐘與蝴蝶》(Le Scaphandre et Le Papillon)在勵志與催淚之外，還具有其他的更豐富的議題層次，並且透過導演朱利安施納貝爾(Julian Schnabel)優秀的影像語言充分地表達出來。因此，本片可以說是兼顧雅俗，要看催淚劇情、對抗病魔的奮鬥史有之；要看深刻的情感思考與精彩的電影美學亦有之。整個故事是從法國時尚雜誌《ELLE》的前總編輯尚多明尼克‧鮑比(Jean-Dominique Bauby)的真實事件改編，這位正值壯年、事業有成的男人，因為中風引發了罕見的疾病「罕見的閉鎖症候群」(Locked-in Syndrome)，導致全身癱瘓，右眼亦被縫合，只剩下一隻左眼，是全身上下最後一個能以意識自由控制的部位。這不幸的境遇刺激了他，形成寫下本片原著《潛水鐘與蝴蝶》的動機。電影非常巧妙的以第一人稱的鏡頭做為敘事的起始，並在片中大量夾雜這樣的視角。攝影機替代了鮑比的觀點，除了讓觀眾得以「感同身受」他所承擔的痛苦之外，其實也為「自由／禁錮」之間的對比做了最好的辯證。
誠如我第一段就表達出來的一貫立場，個人對於「身體雖然受到禁錮，但心靈得到自由」這類的勵志敘述並不感興趣。事實上本片對自由／禁錮的探討遠超過肉體／心靈這種簡易二分法的形式。就像鮑比應用眨眼雖然只能表達是或否，但是透過拼音符號的轉換，就能夠更複雜的表達其他的意境，例如潛水鐘、蝴蝶這種象徵的層次；攝影機的定置也發揮了更多的功用，鋪陳出複雜的情感。
舉個最特出的例子來說：鮑比的妻子Celine Desmoulins(艾曼紐辛葛娜 Emmanuelle Seigner飾)接到他的情人的來電，並且因為傳話的職責，必須忍痛為鮑比傳達情話。這時候動也不動的鏡頭裡，在角度與距離上強烈的捕捉了Celine臉上所有的情緒表現，同時又顯現了鮑比的冷酷。而對於觀眾而言，無論是站在同情哪一方的立場，都被迫在這樣的情境裡，誠實而直接去面對、去逼近深切的情感傷口。鮑比的選擇必定無法圓滿，而且他的殘忍也難以因為重病而取得諒解。
這是一個無解的難題，同時也突顯了「自由」泛濫時造成的潛在衝突。過去的鮑比在處理感情上無拘無束，他對於這種自由的堅持，甚至與他個人放縱式的無神論結合，排演了一齣尷尬的朝聖鬧劇。當年他的行動來去自如，視點卻只能在無的的遊走之後，終結在一個聖母像的特寫鏡頭裡，諷刺的承認了那空虛的依戀；現在病榻前的選擇，雖然因為身體的禁錮，必須赤裸裸地接受「造成他人的傷害」的良心譴責，但實際上卻也在死亡的催逼下，勇敢地挑破了和諧的假象，回到愛情真誠的本質。由於本片產現的情感是如此的立體，若要一一列舉並陳述每個段落中複雜的維度，恐怕會讓這篇文章無論在篇幅上亦或文字上，都會造成對讀者極不友善的結果。而這也顯現了電影特有的價值，是文字的敘述無法全面替代的。也就是說《潛水鐘與蝴蝶》的成功並不在於原著故事的血統優良，而是真正在影像上找到了出口，進行了另一場再創作。同樣地，若要為了本片而感動，可以不必執著於「勇敢與病魔對抗」這樣英雄式的悲劇成分。我們毋需(同時也祈求永遠不要)擁有鮑伯的際遇，但是透過電影的魔力，也能夠換一個角度去看見父母、兒女、情人、朋友等等種種不同情感背後的真實面貌，這是相當難得的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