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3月23日 星期三

金穗33專題:《艾蜜莉》究竟是誰(的)主觀?

紀錄片跟影評之間有一個共同的窘境,就是一般人總對於這兩種創作抱以「客觀」的期待。雖然他們對於「客觀」與「主觀」之間的概念並不如理論行家那般精確,卻根深柢固的認為紀錄片應該「忠實呈現事實」而批評應該「公正地陳列褒貶」。事實上這雖然技術上的苛求,卻不應該是「唯一」的創作與閱讀方式。

關於理論問題我無意在此處理,只是想要談談在看《艾蜜莉》的時候,這支紀錄片在閱讀上的歧義,挑撥起主/客觀之間有趣的辯證。

《艾蜜莉》紀錄了一位女性艾蜜莉與她的伴侶小桃之間(非肉慾方面)的親密日記,而艾蜜莉與小桃之所以成為鏡頭下的焦點,主要在於兩個人的愛戀逸出了傳統一陰莖配一陰道的框架。這裡我必須使用生理的性器官陳述的理由在於,小桃的性別位置使得難以直接以大眾已經能輕易理解的「異性戀」、「同性戀」來加以敘述。片中小桃明確地說明自己是個「跨性別」而拒絕依照生理構造被稱呼為「女性」,換言之她與艾蜜莉的交往應該以異性戀視之;然而艾蜜莉卻始終以同性戀視之(儘管她嘴上說她沒考慮過性向問題),堅持小桃是她的「女友」,而並不遵循對方的規則行事。雙方的主觀造成衝突,對性別議題有所深入的觀眾或許已經敏感地期待這樣的衝突,會在影片中被探討、釐清。

但是本片沒有,甚至這樣的分裂一直存在而兩人之間愛意依舊綿綿。導演在這個議題上不主動進行發問的結果,看似客觀地對小桃的身份議題不置可否,然而這個曖昧性卻賦予片中許多對白有了歧義的空間。例如小桃在看艾蜜莉為她拍下的平胸手術全紀錄時,感覺是看自己像是在看陌生人。此一看法某種程度上可以當成「他」對於自己當時「乳房隆起」的身體感到疏離;又同時可以解釋成艾蜜莉掌鏡的主觀視角依然把「他」當成「她」來看待,所以讓小桃自己覺得陌生。如果導演本身主觀地介入,針對性別認同的問題進行追問,那麼這句話無疑比較接近於後一解釋;反之若導演更強化片中對「跨性別」定義的探討,那就比較接近前一解釋。唯有導演什麼都不解釋,這樣的句子才變成對讀者心中性別視野的大考驗。對跨性別一無所知者傾向從字面上認定,這就只是小桃陳述自己的陌生感;而對跨性別議題有敏感度的讀者,就會憑著自己的知識開始瞎猜。

從這樣的分析來看,《艾蜜莉》的歧義似乎來自於讀者自己被知識牽著鼻子走,出現了「想太多」的毛病,導演根本沒有這層意思。 (當然,電影批評是否一定要尊重並接近導演的意思,相信一般觀眾與接觸過相關理論的人看法會南轅北轍) 但我並不認為這完全可以由讀者負責。事實上我更懷疑這是導演因為其對性別理論的理解而故意設下的圈套。因為紀錄片不同於劇情片,劇情可以完全事先設計要拍攝的內容,並精準地只拍攝所需鏡頭;而紀錄片卻必須由大量的漫無目的的資料中重新整理出一個脈絡。《艾蜜莉》片中不想追問跨性別的定義,卻一直剪出艾蜜莉在言行中質疑、悖離小桃自我認同的片段,讓片中兩人平日重覆性很高的對話每一次都可以無礙地被以同樣的延伸方式去誤讀。這種高度的一致性,彷彿是以模糊來對抗標籤化性別的主動策略。

在所謂LGBT的同志族群中,T(跨性別)的確是最難以標籤化的一群。單單以想要動手術改變原生性器官外貌的族群來說,到底是稱為「變性者」比較政治正確,還是稱為「還原性別者」比較正確?這個問題就相當的麻煩。而單純喜好易服的族群與想要手術的族群是否能統一以「跨性別」名之,又是個剪不斷理還亂的問題。換言之,鏡頭下故意模糊化跨性別的議題就是故意突顯跨性別的議題,這種弔詭讓《艾蜜莉》這個文本的意義足以無限擴張,豐富性遠勝過一般主動挑明的爭辯。

只是話又說回來,導演觀點的曖昧使得沒有性別意識的觀眾反而無法去發現「原來跨性別是這麼大的題目」。也就是說要推論導演用主觀的模糊來詮釋跨性別時,本身是建立在讀者主觀地選擇了用性別論述去切入的情況下,才能產生的結論,換言之極有讀者過度詮釋之嫌。到底是創作者還是詮釋者率先用主觀挑起了這一連串無限膨脹的連鎖反應?這個問題很難有答案,不過卻是某種看電影的趣味之所在。

2011年3月22日 星期二

金穗33專題:《焉知水粉》的族群政治學

東南亞新移民的問題在這幾年的社會並不受到特別的重視,但是在影像創作圈蔚為顯學。不但在金穗影展是常常出現的命題,甚至連《歧路天堂》、《台北星期天》等商映長片都已經出現。影像工作者好關注弱勢固然呈現出豐富的人文關懷,然而電影做為一門藝術,即便是有意義的題材,仍不免面臨到「創新」的要求。在面臨越當紅的焦點時,其創意要在眾聲喧嘩中脫穎而出,就是難能可貴的。

《焉知水粉》讓我感到驚艷的地方就在這裡,撇去蔡振南、黃健瑋二位根本超越「金穗」檔次的演出之外,其實在本身劇本的創作上就為新住民的題材找到另一個出路,而且這條出路又如此地觀照著台灣本土的歷史情境,使得足以挖掘、引申的韻味更加醇厚。

《焉知水粉》的主線是以蔡振南、黃健瑋父子情感做為軸心開展的。蔡振南飾演包子店的老闆阿旺,早年喪妻;在兒子啟雄北上發展,可能難以傳承家業的情況下,應徵了越南新娘阿英 (廖苡喬飾) 來店內幫忙。兩個年輕人玩起越南包子的新口味,卻意外觸碰到了父親心中無法忘懷的情感,於是阿旺與阿英的衝突也就在一夕間爆發……

道地的台灣人阿旺向北方來台的外省軍官學包子,與啟雄向越南新娘阿英學越南包子,兩段情節一明一暗,形成對仗的美感。但是當衝突一起,兒子向父親頂嘴揭穿他對兩種外來口味的差別待遇時,又把這樣的對仗轉為對比。電影的背景設定在1993年,正是南進政策開始的時期,台海兩岸之間因為長期國族論述的影響,經濟的開放有一發不可收拾之勢;而執政黨內當權者有意援東南亞抵抗對中國的依賴,顯然造成了一些不安。人物間的關係對難以在檯面上觸碰的政治問題點到為止,在經營與收斂之間的拿捏頗見力度。

透過新移民反思新住民,兩個族群一字之差,卻在台灣有著天差地遠的發展。前者隨著國際經濟局勢、台灣男女失衡的影響,群體在本地日漸擴大,卻是發聲微弱的一群;後者隨著歲月而逐漸凋零,在政治的影響力卻仍有一席之地。兩代的交鋒之間顯示族群問題在世代之間的遞移,然而不變的問題是:為什麼我們總要在接納/拒絕、施恩/掠奪的抉擇或詮釋上,自己製造出那麼多的衝突?

電影裡要回答這個問題並不難,父子之間少了妻子/母親的調和。說到底包子到底哪種口味賣得好並不是重點,對於逝去者應該堅守懷念或試著出走才是問題。台灣社會面對族群問題的思維與論述總是太多陽物崇拜,由口號與象徵聳立的認同神主牌讓代代人都喘不過氣來。什麼時候放下這些大論述,達成由母性的觀點把每個族群都真正地看成「人」來思考的共識,就像片尾孩子可以搬出「媽媽這麼說」來減緩可能的衝突,那麼,或許困局可以更容易地被解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