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2月23日 星期日

從異地到原鄉─評《練習曲》

楔子:冷漠的凝視


環島,談土地與人的情感,這種電影有時候讓人害怕。一旦一部電影的訴求淪為某地之美的時候,對這部電影的批評就必須無可奈何的打上許多的註解與括號,久而久之總不免讓人疑惑那種論述的局限性。我並不想否認電影可以充分反映導演對原鄉的關懷,但在抱持著這樣的神光來看待出自本國導演的作品時,必須更加謹慎的辨析這「反映」有多少出自電影本身提供的材料,而又有多少來自於自身情感的渲染。或者我這樣換句話說:如果脫離了對台灣的情感認同,這些景物美則美矣,有多少真正能喚起視聽者意識到,他們在看的是關於西太平洋上小小島嶼的闡述,而不是純粹當成一個美麗的、讓人冷漠凝視的對象?用這樣的角度去切入《練習曲》,可以發現更多不同的解讀。

當然,我無意否認《練習曲》對台灣土地的確投注了相當多的關懷,超越了僅止於記錄的層次。在導演陳懷恩的鏡頭裡,這塊土地呈現出的是一種破碎的安祥。破碎的原因是裡面有意無意、毫無掩飾的對許多尖銳的議題進行批判:吳念真談消坡塊和女工的勞資糾紛、許效舜講平浪橋的改建、海博館員工分析北火土地案的政治角力、環島者對海岸線的喟嘆;然而,儘管每一個小段落都有可能成為另一部電影的大議題,在《練習曲》裡我們卻必須與男主角東明相一樣,用一種平靜、沈默的方式走馬看花,倒不是因為電影內的七天六夜還是電影外的109分鐘太短暫,短暫得沒有佇足的可能,而是在創作時,導演已經否定了深入的舉動。電影對這些事件從來沒有一句多餘的追問,甚至有的時候彷彿以偷聽的方法取得訊息,讓極有可能被激起的義憤,都像太平洋的浪被岸邊的碎石與消坡塊打碎一樣,消失無蹤。

這些電影裡沒做的質問,都有機會觸動任何觀眾(包括我)內心、讓枯槁的思路重新抽芽,甚至轉化為行動的可能,但是我一直極為抗拒用這樣的立場,去對這部電影進行再書寫──因為一方面,好的電影是值得嘗試從更多方向進行意義開發的,從台灣的角度出發已是眾聲喧嘩中的共識,寫起來難免略嫌了無新意;二方面,這樣的切入角度極有可能離題成為社會議題立場的藉題發揮,模糊了電影的本質;三方面,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我認為抗拒這樣直覺的思考脈絡,反而更貼近電影想要表現的意義。

事實上,《練習曲》在建構鄉土情懷同時,卻也不斷地流露出一種異鄉情調,這才讓這部電影蘊含了更多神秘的力量。


空間:異鄉與原鄉


就算為了避開惱人亂象而對政治採取冷漠的應對,應該也能感受到近年以來,以「台灣」為主體的土地認同概念如何解構了對另一塊大陸的依戀。不過在同樣的思維下,更細微的土地切割概念也可以拿來解構「台灣」這個圖騰,畢竟這個島嶼小雖小,地方、族群之間仍難免因為生活經驗與觀點的不同,而不斷的進行種種蝸角之爭。如果以老家彰化、寄居高雄這樣的地域觀點來看,東明相的目光就不能以台灣為名成為在地的關懷,而變成陌生過客的驚鴻一瞥與偶然觀注。

我必須辯稱這樣的觀點並非為刻意標新玩弄的文字遊戲,畢竟在電影裡就默默地隱含了這樣的線索。在前文裡我已經略述了主角如何以疏離的眼光看待一切,然而這一點只能做為異鄉情調的旁證。但是,且讓我把旅程拉到北火前小吃攤內,海博館員工的對話,不管是冠冕堂皇的社區營造論還是獵奇式的奇聞異談,全被老闆在嗤之以鼻下暴露出外來者的本質,以及外地/在地的價值衝突,這就是再明顯也不過的證據了。於是我們再一一回味主角碰上的人們:從小出國的留學生、外國女人、外地前來尋景的劇組、兩批遊客、環島旅行者,全都不是當地的份子。其中擁有衝突的地方也不少,小留學生與母親的爭執、劇組導演與在地人充滿不信任與雞同鴨講的問路記、女工與台商老闆的對立,或者像外國女人稱讚台灣的山(因為她沒看過)之餘卻諷刺的選了水泥場做為留念背景。雖然沒有涵蓋整個故事,但是篇幅也已足以代表這部電影的另一層核心。

尤其「莎韻之鐘」的片段更讓我覺得有趣,莎韻的故事在台灣電影史上是一個不可磨滅的標記,但是在《練習曲》當中,既然沒有要向這部電影致敬的意味,導遊說的故事便在這個章節之前煞了車。其實後續的歷史對這部電影的觀察是有意義的,就讓我此多耗點筆墨把它說完吧!

在莎韻年輕美麗的生命香消玉隕之後,1943年由台灣總督府和日本松竹、滿映等電影公司合作,拍成了《沙鴦之鐘》(サヨンの鐘),並且在電影裡將沙鴦的故事改寫成淒美的愛國師生戀曲。女主角李香蘭與主題曲〈沙鴦之歌〉風靡全台,許多原住民青年甚至在看完電影之後,毅然加入「高砂義勇軍」,投入「大東亞聖戰」。這是為日本的皇民化運動與大東亞共榮圈的概念宣傳、為了外來殖民者的利益而編造出來的故事,在一甲子以後重新被訴說時,時代的氛圍變了。〈沙鴦之歌〉在老婦人的口裡依然淒婉,聽故事的人不再擁有當年立刻加入高砂義勇軍的原民青年那種感動,也許未必理解其中的意涵;而看電影的觀眾對日本的統治,也可能抱持著不同政治陣營所持的、複雜而混亂的歷史觀。當最具歷史意義的那口鐘都被調了包,唯一不變的是那張從異地前來說故事的口。

在這樣強烈的異地感包圍下,可以想見主角一路上的沈默與疏離,除了聽障的原因之外,還有一份更深層的理由。可是,如果旅行的路途大部份都被這樣的異地情懷包圍,那麼當初離開的目的是什麼?真的有強烈到當「現在不做,以後永遠都不會做」時,會讓未來的自己懊悔不已嗎?


時間:最後的一天


在回答這樣的問題之前,有必要先離開一下空間的分割,先來觀察電影中對於時間的思考。我想每個觀眾都不免在電影要結束之前,被陳懷恩導演的回馬槍重重地打了一記,七天六夜的旅程,當所有人都習慣於順敘法的時間原則,跟著主角的行程來到終點時,突然發現略去的第一天不是因為無關劇情而被劇本省略,也不是因為其他原因被導演剪掉。最後出現的一天卻是第一天,時間順序的弔詭讓人不得不針對這個安排的目的特別做一番思考。

我當然可以在這裡提出時間問題的種種解讀,但是回到這個問題產生的根源時,竟又不禁啞然失笑──對於時間問題的震驚、思考、解答都來自於對這樣補敘手法的不習慣,而不習慣的原因是,在時間的概念上,我們已經習於「直線式」的觀感。東明相在旅程中一再反覆的說明他是從高雄出發的,在影像裡,我們也是到了尾聲才看見港都的夜景,卻未曾有任何突兀感。因為每個人都知道主角在「環」島,起點就會是終點,最後一定會回到那念茲在茲的開始。儘管如此,我們很難去承認經歷七天六夜行程之後,主角可以回到第一天。潛藏在這樣的時間觀感下,似乎也悄悄的隱含了某種進步的思維,這段環島旅行的疲累該是讓主角成長、脫胎換骨的,該是讓他有更深體悟的。

畢竟《練習曲》是部講求寫實手法的劇情片,而不是科幻電影,我不可能提出過度的解釋證明第一天真的接在第七天的後面。但是現實的時間無法拼貼,剪接的時間卻可以、內心的時光探索也可以。整部《練習曲》最終介入的不是勞資糾紛、環保爭議還是社會文化的爭端,而是個人生命歷程的出走與回歸。所有的里程都必須回到原點,環島的壯志才算得上完成;同樣地,東明相抱著吉他要出走去做「練習」,結果是隨著旅程的遙遠,弦反而斷了,反而失去了正常彈奏的可能。就算塗鴉愛好者驕傲地宣稱只要技術了得,斷了弦也能彈,但彈奏得到底是調不成調的迷惘、是被人看穿與孤獨寂寞之間的徘徊。讓吉他弦得以永續的,是主角在爺爺家中看到出神的那張老照片,照片中的稚子抱著可能有他身材兩倍高的吉他,歡欣不已。

那是原初的、自我的快樂,是長大後的他抱著吉他不肯釋手的原因,是聽障人卻執迷音樂的理由。於是,環鳥旅行的空間感與電影中刻意倒回的時間感融為一體,精準地表現出出走與回歸的生命觀。我可以想像的是,做為一個畢業在即的學生,正面臨著另一道選擇的關卡,所以才更需要這樣的歷程來確認自我存在的意義。「現在不做,以後永遠都不會做」展現的是對時機的危機感,過了這個時機,很可能就沉淪於生活的鑽營,再也回不到初衷的赤誠。


結語:圓滿的音符


行文至此,在我的筆下電影已經徹底的與「土地認同」脫鈎,這固然解決了地域性的局限,但也有可能引發了更多的問題。比方說,在這樣的閱讀角度底下,那些被視為不重要的、對社會議題若有似無的反映,是否成為拖累電影的岔題因子?在我意圖形塑「放諸四海皆準」的思想價值時,是否反而降低了其藝術價值,將它淪為鬆散的結構?

我想《練習曲》的故事本身就造就它無可避免要被論及的缺失,也就是段落與段落的安排之間只有地域上的方向性,而缺乏故事之間內在理路的串連。如果台灣可以被割開來任意搬動拼湊成另一個島嶼,那麼這部電影的各段,除了高雄要放在最後之外,其他故事順序的調動對結構的影響相當有限。就算回歸土地認同的觀點,仍可以質問為什麼這一段要安排在這個地點,那一段要安排在那個地點。降低對土地的依賴,反而讓這樣鬆散的結構不被安排在觀照的焦點上。

然而難以否認的是,這部略為沉靜、缺乏高潮的電影能在台灣的票房開出紅盤,獲得大多數觀眾的認可,著眼之處仍多半是感動於「台灣之美」的感觸上。做為一個可被任意解讀的文本,導演的「本意」終究不是個選片時的重要議題。以對於觀眾的影響力(即使是非創作者所預料的影響力)來說,《練習曲》的存在似乎為台灣社會找回了一分新的浪漫情懷:有些人模仿主角,安排了一段屬於自己的浪漫旅程;有些人在腦海的想像裡投注了被現實束縛住的自由幻想,獲得與永無休息的工作搏命下去的興奮劑;有些人大力贊許片中的社會議題探討,從而享受正義感與良心的滿足;而還有其他更多的人,他們發現了這裡無法一一羅列的心靈美景。

一首簡單的曲調能引發這麼多的迴響,我想已經夠圓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