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金馬影展特輯]燈塔與浮木─評《眼淚》

繼2007年《夏天的尾巴》之後，鄭文堂、鄭宜農父女在新電影《眼淚》之中再度攜手合作。不過，儘管鄭宜農的演出更加內斂成熟，鄭文堂的影像震撼力也更加強烈，但是整部電影的焦點卻都被許久沒在大螢幕出現的蔡振南給吸去。蔡振南獨有的表演魅力自然不在話下，而劇本對其角色老郭的聚焦程度更推波助瀾地將其推向高峰。也幸好有蔡振南老薑的入味，才讓《眼淚》在蔓生枝葉的劇情和剪接中，還能維持相當的完整度。

蔡振南在劇中飾演一個個性固執的刑警老郭，因為年輕時曾經犯下的過錯而無法原諒自己，也因為孤僻的性格容易開罪人，無法升官發財。在一次碰上妙齡少女吸毒致死的案件後，他堅持要查個清楚，未料卻因此在退休前替自己惹來了麻煩。

老郭這個角色在電影中的吃重自不待言。一邊他要迴護檳榔西施小雯(鄭宜農飾)和萱萱(Doris飾)的工作做為贖罪的方式，另一邊又要因為毒品案件周旋於黑白兩道、菜鳥警官(黃健瑋飾)和青春貌美的疑犯賴純純(房思瑜飾)間。除了職務上遭遇的人生困境之外，來自於兒子(溫昇豪飾)關於家庭溫情的壓力。三條支線的人物之間交錯關係不多，端賴老郭這個角色維繫。

失意警察、孤獨老人、良心不安的罪人雖然都是邊緣人式的角色，但細微的表現需各不相同，方能有所區別。蔡振南滄桑的特質為角色建立了初步的說服力，而他做為刑警時擺出不怒而威的江湖味，在面對檳榔西施或兒子的時候又展現父親式的無奈。多種層次的演出不只是為角色帶來血肉，同時也像燈塔一般，為觀眾照見了因劇本散漫而未能完整呈現的故事。就以蔡振南與鄭宜農在電影尾聲那場精彩的對手戲而言，其實單憑先前蔡對後輩刑警好刑求的激動，以及面對鄭宜農的自慚，即使沒有這麼赤裸的自白，整個事件的先後都已經呼之欲出。相對而言，劇本在這場戲只重覆告訴觀眾從先前的表演中就能看見的事，卻沒有辦法給出更震撼、更具有議題性的細節，就黯然失色了許多。

而身為台灣的觀眾，對於蔡振南的演出應該還有另外一點更值得欣喜的，就是能夠聽到地道又有深度的台語。一句罵人的諺語從他的口中直洩而出，剎那間真教人全身寒毛都要肅然起敬，無論語調或文字背後都藏有拔山倒海的氣勢，也讓黃健瑋的演出頓時顯得手足無措了起來。

有了這樣精彩的演出，卻少了好的劇本加持，就成為《眼淚》最令人嘆息的部分了。

《眼淚》的毛病在於想說的事情太多，又疏於整合與經營，於是就出現許多令人感到尷尬的場面。比如說老郭被黑道痛毆後關在深山裡，被兩個原住民發現的戲，一句「漢人的事」來諷刺公權力與原住民的疏離與對立，的確大快正義之心，但是放在電影整體的角度來看，為了這一句話要追加好幾個鏡頭、兩個與其他劇情都無關的角色，最後只能呈現一句淺白的諷刺，除了一時情緒上的爽快之外，根本沒有議題討論的空間。對旅社中低層工人的嫖妓需求也有類似的毛病，大費周章的經營最後卻沒有開拓出辯證的空間。看起來就像是把電影當成導演個人立場的表態工具，只能換得想法同陣營的觀眾一陣快慰、想法不同的觀眾依舊不以為然，與時下政治人物處處可見的口號式政策討論高明不了多少。這些枝微小節多少拖累了電影的節奏，然而毀了整部《眼淚》的致命傷，還是出在對房思瑜這條支線的不足。

房子在戲中飾演女學生賴純純，因為好友在與他會面之後就吸毒過量身亡，引起老郭追查。然而她卻靠著與菜鳥刑警黃健瑋的戀愛關係，不斷阻撓老郭的偵查。這場警、民鬥法的戲碼之所以精彩，並不僅僅在於它強烈的對立容易營造戲劇化的效果，同時也是因為這件案子是劇中老郭的生活唯一顯著的目標。事實上，這條主線的重要性應該是編劇、導演都認可的。因為在對白裡，黃健瑋三番兩次地對蔡振南發出的質疑，等於代替了觀眾向導演提出「這件事真的如此重要？」的疑問；而蔡振南回答的篤定，也代表導演肯定的答覆。再加上老郭在勘驗現場時特別意有所指地暗示吸毒者的異常行為，更讓這個不尋常的事件成為觀眾注意的焦點。

以一個譬喻法來說：若蔡振南汲汲尋求救贖與寬恕而不可得的過程像在大海中茫茫漂蕩，那麼房思瑜的出現無疑像是海上浮木。雖然已被製造的冤案看似不可能贖罪，但若能攻破賴純純心防，為早凋的美麗生命伸冤，依然給了老郭「功過相抵」來打消罪惡感的一絲希望。無論最後導演想要表達的是這種救贖之道是可能或是不可能，都必須對於這條支線做深度的開墾，才能讓故事變得更加立體。

可惜的是，在劇情上沒有給予這段故事足夠的空間演繹，吸毒過量致死的少女背後有什麼故事、與賴純純的弟弟(橙草樂團的克拉克飾)有什麼糾葛、與賴純純之間又有哪些互動關係？所有的解釋都付諸闕如。而房思瑜的演出雖然比《漂浪青春》更加複雜，但是要在零碎又短暫的出場空間將這些背景都表現清楚，對她的資歷實在也過於苛求。因為這個角色的描寫不足，使得蔡振南緊抱浮木的動作少了悲劇性，反而像是緊抓著小樹枝想救命一般，變得有些滑稽。當蔡振南在偵訊室中情緒失控地開始對房思瑜咆哮的時候，代表的是這個角色無論想應付交差或認真辦案，都不免要對社會上諸多的黑暗莫可奈何。那種宿命般的無力原本提供了足以撼人的悲劇性，結果驚嘆號被拍成了連串的問號，實在叫人惋惜不已。

因為不肯割愛又無力整合，以致意念割裂故事、意識形態扼殺了表現手法，這在台灣電影屢見不鮮，今年上映的國片裡，《臉》是因為蔡明亮對故事的有意挑釁便暫且不論，但《陽陽》、《一席之地》都有這樣的毛病，如今鄭文堂用《眼淚》再補上了一筆。其中比較令人在意的關鍵是，這種過度強調自我表達、拋棄故事的做法原本應該比較容易出現在不需理會大眾市場的藝術電影中，但是這幾部片子卻有強烈向觀眾靠攏的意圖。換句話說，幾位導演對「市場」的認知似乎出現了很大的謬誤。

鄭文堂對觀眾接受度的在意程度，即使未在金馬影展的映後座談上聽他親口證實，在電影中依然可以明顯感受。幾個笑點穿插在沉重的片型當中，特別顯得格格不入。誠然，台灣觀眾對於國片中「笑點」的要求跟嗜好我也覺得高得異常，不過這不意味著刻意的插科打諢就是吸引觀眾的萬靈丹。一般觀眾對於電影劇情的要求還是偏向需清楚、易理清前後脈絡。《眼淚》在故事上拒絕在初期就將主角面臨的難題交代清楚，在人物關係上不選擇在配角與配角之間建立更交錯的關係，在結構上不肯割捨多餘的枝葉，在配樂上不做更進一步的空白填補……，這些做法或許導演都有其理念可以解釋，然而若有這麼多理念的考量，那又何妨乾脆拋去市場的包袱，刪掉無謂的笑點跟刻意的溫馨結局，讓片子本身更完整一些呢？觀眾對電影的喜惡需要整體表現的配合，幾個零散的搞笑橋段效果有限，反而讓電影節奏做了無謂的犧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