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為什麼，我一直在電影院裡想起郁達夫的成名小說《沉淪》，小說中的日本留學生因為窺視了房東女兒的裸體，從此「沉淪」在無法追求的自卑身份與無可停歇的自慰快感裡，直到投海之前仍然無法自視對於性的慾求，反而荒謬的想著「祖國呀祖國！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來！強起來罷！」而今，如果還有哪個創作者寫出這樣強烈的國族主義呼告，最多就是淪為笑柄的等級，但是看到《幫幫我愛神》裡的李康生，就會驚覺男人當性幻想難以滿足的時候，攻訐外在條件的反應仍然沒有太大的改變，幾乎像是本能一樣的容易發作。把不同時代、不同社會氣氛、不同創作媒介的兩個作品牽扯在一起看似十分勉強，但仔細看看《幫幫我愛神》裡的故事，與《沉淪》竟有令人訝異的雷同。電影裡的李康生幻想著生命線上的夢中情人、縱情於與檳榔西施的肉體，然後怪罪自卑於資本主義下的經濟階級歧視，最後甚至也選擇了走上絕路來表現反抗。這與《沉淪》中幻想房東女兒、在慾火的挑逗之下跑去「賣酒食的的人家」，然後自卑於中國的貧弱，最後投海的無名主角，豈不是如出一轍的性格？
當然時代的改變也讓人物面臨的處境有那麼些不同，這讓《幫幫我愛神》除了悲劇之外還多了一些荒謬。比如說性幻想的對象，因為通訊科技的進步，反而陰錯陽差的造就夢與現實的斷裂，苦心跟蹤了大半天，結果只能從安全門狼狽逃命；又比如說自我毁滅的悲劇成就，卻因為瓦斯在拮据的生活裡得不到充足的補充，最後搬演的居然是場求死不得的鬧劇。於是，主角變成了引人發噱的丑角，而不是引人悲憫的小人物。對於這個角色的生命而言，這可能是最可悲的一件事。至於這是否正是導演李康生想要表現的意境，那可能又是另一回事了。
來到社會地位的另一極，檳榔攤前一輛又一輛的名車與車上的男人，對於李康生的處境來說又是另外一種反諷。這些男人個個都玩弄同樣的招式，反正想盡辦法用物慾把檳榔西施騙入車中，藉著財力來獲取性遊戲的歡愉。藉由一幕李康生親眼目睹尹馨坐入他人名車前座的畫面，不平與吃味的情緒全部宣洩在其中。儘管因為其中一位車主的心懷不軌，讓處在社會邊緣的李康生靠著大麻，暫且獲得短暫的肉體佔有，不過性愛的圖騰硬要被投影上名牌的紋路和股市行情，其中對於當代社會性愛本質的觀察，已經表露無疑。
於是，聶雲的角色在片中更具有存在的意義。身為光鮮亮麗的美食節目主持人，他是李康生更殘酷的對照組。在社會地位無虞的情況下，他對於自身性慾的實踐就得以積極的從事，甚至為了達成目的而近乎冷血。對於妻子的需索，他可以無動於衷的逃避，甚至試圖以物質的食慾用力塞飽妻子，然後與同性友人關到小房間裡大玩變裝遊戲。他清楚自己在做什麼，並輕易的遊走在多重角色之間，與李康生對著生命線輔導老師說著「你又不給我愛」的混淆與恍惚，兩者間的距離顯然有控訴的味道在其中。然而，聶雲這條線的安排也讓人看見李康生之不足，原因就是夾在李、聶兩個男人中間的角色：廖慧珍。她與這兩個男人因緣際會而有了情與慾的牽連，但是在電影裡這層關係卻顯得特別尷尬，因為男人無論成功與失敗，都是背棄她的角色。性需索與肥胖都是男人眼中女人的罪業，讓男人對她避之唯恐不及。慾求不滿造成的虛無，對照她在生命線裡總是試圖帶給他人充實的身分，其實這個角色自身的矛盾與衝突是極好發揮的。但是在鏡下只存著深閨怨婦的典型形象，儘管水、鰻魚和自慰，把象徵的意義填了個飽足，卻看不出導演身分的李康生，為這個角色的生命如何應對這樣的衝突，找出力道足夠的敘述。
實際上，就我的閱讀而言，整部《幫幫我愛神》雖然以性為主軸，但是對於女性的擘畫都是扁平的。廖慧珍角色生命的不足已如前所述，女F4和尹馨出演演檳榔西施們也未曾擁有深入的、具體的，對於身分、生命、性的思索。
這樣的不足當然不能說是一種弊病，畢竟電影本來也沒有必要反映所有角度的思考。那麼，轉回以男性角色(甚至單指李康生這樣的男性角色)的視角而言，雖然對於性的描寫可以比起八十年前的郁達夫更加大膽、露骨了，但是探討的問題似乎仍然停留在原點。男人在性慾得不到滿足的時候，其思考總是愛摸不著邊際的東拉西扯，扯國族扯階級等等，迷亂在其中，彷彿男性的身體──性慾的原始來源──完全沒有吸引對象的價值。這種恐慌的由來，到底是人類天生的本性如此，還是文化建構下的扭曲？這個問題恐怕需要更深入的探索與反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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