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言與暗示─評《歧路天堂》

對於導演而言，電影觀眾絕對是難以伺候的一群。比方說：電影把要說的話演的太明白，則會被批評觀之無味；若是講得不明白，恐怕連像樣的批評都很少，在票房的數字上就直接反映了觀眾的棄絕。在說與不說之間如何拿捏，恐怕是很多導演傷透腦的事情。而在看《歧路天堂》的時候，初執導筒的李奇在這方面的表現上令人驚艷，在劇中既有吶喊式的戲劇演出，也有暗伏在影像之中的深刻反思，讓這部電影既有足以感動大眾的能力，也有引人回味的後勁。

由印尼女星Lola Amaria飾演的印傭Setia是《歧路天堂》中的主角，鏡頭多半的時間都是圍繞在她的周遭敘述故事；而其他三位主要角色，也都是透過她才能相互有所連結。Setia 做為台灣外籍勞工的代言角色，許多外籍勞工來台之後所遭受的不平等待遇，在電影裡可以說是直接了當，毫不遮掩地被加以展現出來。不管是卡啦OK店中的性招待、照顧老年人時所受到的工作傷害，還是僱主和仲介之間出爾反爾、任意毀約的情形，在電影中都是以直覺的肢體動作或是對白呈現出來。目不暇給的歧視大觀園，除了教人觸目驚心以外，對台灣的觀眾來說恐怕又多了幾分無地自容的情緒。

Setia搥打費曼光(楊貴媚飾)的那一場戲，就爆發似地一口氣喊出她的心聲──可能是所有來台外勞的共同心聲，也是導演在這部電影裡最想說的話。她說「傭人也是人」，又說她們不是所有的人都叫做Mery。在整部電影中積壓的情緒在這場戲裡完全爆發出來，Lola Amaria歇斯底里式的演出可以說是灑足了狗血，可以讓觀眾一掬同情之淚。一旦能夠開始「同情」外籍勞工的處境，姑且不論「同情」其實仍是一種展現權力傲慢的舉動，至少透過電影的影響，可以讓人重新思考如何對待外籍勞工的問題，這就展現了電影的社會意義。

然而，若電影的內容就只是為了表達導演心中對外勞的同情，那又未免顯得造作而廉價。尤有甚者，正如《貧民百萬富翁》(Slumdog Millionaire)引發是否消費印度貧民的爭議一般，這樣的電影也有可能引發消費外勞的疑問。尤其當外籍勞工的困境有泰半是由台灣人所造成的，如今卻拿自己造成的悲劇當做施捨同情心、安慰良心的標的，再怎麼看都有些諷刺。對改善其生活或許有貢獻，對於促進族群的平等則說不定還有反效果。幸好在編劇、導演細心的巧思下，安插了對台灣自身處境的一番思考。這樣的思考才合乎創作者自身觀察與思考的角度，也才能避開爭議，避免電影本身的失焦。

對比起外勞處境問題的顯明，對台灣自身歷史的反思就較為隱晦，必須透過片中唯一飾演台灣人角色的楊貴媚相對的演出中，細心的觀察其中的蛛絲螞跡。


楊貴媚飾演一個因車禍而成為殘疾人士，從此失去舞台的電影名星費曼光。這個角色在電影前半段的出現總是突兀的，而且其情節看起來也沒什麼必要性。直到當她與Setia相見之後，才突然鮮活了起來。

在一場兩角色的對手戲中，費曼光突然大方地要把衣、鞋都送給 Setia──她口中的「阿麗」。當「阿麗」在挑衣服時，費曼光冒出了一句「我也是苦過來的」感嘆。原本我以為這只是一句交代人物背景的台詞，同時合理化這個僱主特別善心的設定。但是當後面另一場費曼光的獨角戲出現時，我發現這句台詞大可以做另一種解讀。那場戲是這樣的：費曼光關起了新式的CD音響，然後打開她母親傳下來的收音機，背景音樂從西洋音樂變成台語懷念老歌後，她拿起了芭比娃娃 (依劇中台詞的介紹，她年輕時曾跟母親做過芭比娃娃製造的工作) 開始把玩。這場戲表面上是那麼地合理：不過就是一個可憐人懷念起有母親的歲月罷了。但是從符號的角度來看，其中的矛盾卻值得玩味。為什麼芭比娃娃這種極西方的東西，不是跟西洋音樂聯結，而是跟老語老歌聯結？

我認為這可以從一個方向來理解：過去台灣經濟正在發展的年代裡，雖然比較沒有大規模到國外做基層勞工的情況，但是國內的代工產業盛行，台灣同樣是在國際中被視為地位不高的情況之下，以大量基層而廉價的勞動人力賺取外匯，剝削勞工來累積整個國家的資本。做為一項代工商品，又是一項外表光鮮但實際上只能任人擺布的玩偶，芭比娃娃在這裡是再合適也不過的意象。時至今日，廉價的勞動力被東南亞諸國所替代，台灣的地位也隨著經濟的高度發展而有所提升。東南亞諸國的現況正是台灣過去所面臨的類似處境。所以，費曼光的那句台詞正好提醒台灣的觀眾們思考，過去走過的路是什麼樣的情況；而今是否要因為經濟實力的改變，反而加入的剝削者的行列。

平心而論，《歧路天堂》對於四個角色的刻劃其實並不完全到位，同時在情節的取捨上仍有諸多的問題。不過在拿捏說與不說、明示還是暗喻的部分，則頗有可觀之處。如果能夠將篇幅縮減、每個角色發生的事件能有更緊密的相互結合，相信會是一部讓人心服口服的佳作。而眼前的《歧路天堂》雖然不夠完美，但是以新手上路的情況來看，倒也無需再過度苛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