秩序的依戀─評《艋舺》

「意義是三小？」電影這麼問，不過《艋舺》顯然不是一部願意放棄陳述「意義」的電影。一會兒想塞些成長的殘酷與哀愁、一會兒想表達人在江湖的無奈與心酸，順便還要帶一點地域文化的宣揚、一點逝去時代的感懷……

我曾經對於台灣電影寫過一項觀察：「許多自許本土情懷的電影導演，他們的影像和台灣社會的互動，似乎比較偏好『遲到』的對話。」鈕承澤導演似乎沒有以此自許，但是《艋舺》卻又不經意地落入這句結論之中。不只是將時空背景拉回八零年代、台北曾經繁華一時的萬華地帶，在劇情中更是寄寓了對種種舊時代、舊秩序逝去的無奈與感傷。

Geta老大(馬如龍飾)對於新興的勢力版圖與火併方式總是處於抗拒的位置；而灰狼(鈕承澤飾)則選擇隨波逐流，用「進步」的言論欺人同時自欺。《艋舺》在處理這兩種勢力的消長時，根本不見前者反抗的動作，獨見後者運籌算計的精準。將傳統角頭刻劃成全然挨打的弱勢地位後，卻又將其覆亡描述成悲壯輓歌來搏取觀眾的慨嘆，頗有《史記‧項羽本紀》中那種浪漫的歷史詮釋味道──在夠煽情的鏡頭語言引領之下，《艋舺》簡單地帶觀眾進入那淺顯的「英雄末路」悲劇情懷裡，自然不必關注廟口角頭的昏庸了。

且讓我把目光再拉回《艋舺》的主角群。「太子幫」五人都是正值成長尷尬期的青少年，但是不同於大多數成長故事中刻劃的叛逆性格，主角「蚊子」周以文(趙又廷飾)卻一直服膺於某種傳統的光榮與教條中。儘管電影裡刻意安排了一堂「三民主義」課程，用無聊、照本宣科的朗誦聲來塑造對於強人政治年代的反諷，但是爬出了牆外之後，周以文對於兄弟或老大口述教條的照本宣科，只恐怕有過之而無不及。這種性格無論擺在黑幫片或是青少年成長電影的脈絡下來看，都是一反常態的。歸結起來，大概是某種失怙情結，讓周以文潛意識中捧起一個父權牌位的渴望，壓過了弒父的衝動。


迴護傳統的周以文固然如此，即便是侈言改革的「和尚」何天佑(阮經天飾)，也得先在心中說服自己，他的所做所為是為了守住艋舺這塊本業，才能在象徵弒父的行動裡，做得理直氣壯。嚴格說起來，周、何的衝突目的並無二致，只有手段不同。換句話說，《艋舺》鏡中的黑道沒有「以武犯禁」的任俠之氣，倒是充斥教條、規訓的另一種尋常世間，只不過對於律法的定義稍稍有所不同罷了。電影類型層面的反教條，卻反而更彰顯其迴護教條的性格，這不但是種反諷，而且還是雙重的反諷。對比於《情非得已之生存之道》的荒謬怪誕，《艋舺》裡的鈕承澤決定站回好孩子們的隊列裡了。

我並不是要抨擊《艋舺》劇情過於安全，這種作法其實對於電影──或者說打算賣出去的電影──來說是適當的，但是那種濃得化不開的懷舊氣氛以及對大秩序的依戀，卻是我認為台灣電影創作者必須有警覺的部分。有《海角七號》、《一八九五》在前，又幾乎肯定有《塞德克巴萊》確定在後，這些近期台灣電影的大製作案無不往遺跡裡搭舞台，那麼失去了歷史的背書後，創作者的思惟還能不能處理更大的架構？

也許，在《艋舺》精確的執行能力，以及火紅的票房面前，這樣的思索不免被電影直接嘲弄一句「架構是三小？」我不得不說，《艋舺》應該得到掌聲，但是在掌聲以後，還有更多更多值得期許的突破。